東南亞國家正在成為亞洲出口的新興力量。僅3月份，泰國出口同比增長19.5%，是自1991年有記錄以來的最高水平，馬來西亞出口比去年同期增長25.4%，到了4月，越南出口額同比增長25%，高于3月8.3個百分點，在2021年同期51.2%的高基數下仍保持較快增速。這固然有疫情影響下，中國供應能力減弱，東南亞產能恢復的因素，但長遠來看，其制造業低成本優勢也正在逐漸發揮出來。

我們先以越南為例，剖析一下其外貿結構。外資企業是越南出口的重要力量。自2007年加入WTO之后，越南對外開放力度不斷加大，尤其是其先后和歐盟、英國等地區、國家簽署自貿協定，并積極加入CPTPP、RCEP后，成為東南亞地區國家中簽署自貿協定最多的國家之一。這吸引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外資企業前往投資設廠，吸引外資額連年增長，雖然在2020年受疫情影響，出口有所下降，但在2021年恢復增長態勢。

再看看其出口結構。從出口產品類別來看，電子產品、電腦及零配件，機械設備及其他輔助工具，紡織服裝、鞋類是越南出口的主打產品，而且其貿易方式主要是來料組裝加工。從出口市場來看，美國占越南出口總額約29%，是越南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其中包括近年來中國企業通過越南轉口出口美國貿易額的大幅增長。從進口來源看，目前中國是越南最大的進口國，2022年一季度，越南自中國進口的貿易總額為276億美元，同比增長21%。

對于這種狀況，一直有產業轉移和產業溢出兩種觀點。前者認為，以越南為代表的東南亞國家不僅具有人力、土地等資源成本優勢，與歐美等發達國家的關系良好，在中美經貿摩擦的背景下，中國企業、在華外企將目光投向越南；但在后者看來，水滿則溢，中國產業正在經歷騰龍換鳥階段，將技術含量較低的部分轉向越南是十分自然的，其供應鏈依賴中國便是佐證。

產業轉移也好，產業溢出也罷，在世界政治經濟形勢多變，全球經濟面臨諸多不確定性有大背景下，該如何提升中國制造業的核心競爭力？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制造業正像如今的越南一樣，從“三來一補”起家，成長為制造業規模第一的大國，占全球比重達三分之一。從價值鏈角度來看，我國不僅產業門類齊全、產業鏈完整，還正在逐步向微笑曲線兩端攀升，研發、服務正在成為中國制造新優勢，工業4.0已展開應用，并在家電、核電、高鐵、機械工程設備等領域傲視群雄；從人力資源來看，雖然人口紅利在逐步消失，但人才紅利仍在不斷釋放，目前中國受過大專及以上教育的人數達到2.1億，預計2030年將超過2.5億；從管理理念來看，過去中國企業學習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管理理念，卡內基、德魯克、松下幸之助的經營理念被中國企業家奉為圭臬。如今脫胎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元亨利貞”等思想則在企業家群體中開始流行，海爾、華為的管理模式被國外企業，尤其是日本企業所學習。此外，中國品牌的全球影響力日益提升，國貨出海正在風口浪尖……

但具體到企業層面，則是冰火兩重天。我國大型企業可以用足用好用活上述優勢，根據自身全球化戰略來布局產業鏈，自然不懼來自東南亞國家的競爭。對于中小企業而言，東南亞國家出口的增長給其帶來的壓力不可忽視。我國的中小企業無論是從規模、技術、管理理念、資金、人力資源上還存在短板，而且數字化、智能化水平仍然有待提升，其參與國際產業分工也多是間接參與，相對于大型企業而言，訂單更容易流失。加之這些中小企業所在的領域與東南亞國家企業十分相似，因此，東南亞國家出口的增長，對中小企業外貿發展會帶來一定影響。尤其是在疫情期間，中小企業訂單流失表現得更為明顯。

眾所周知，中小企業具有“五六七八九”的典型特征，是我國實體經濟的重要基礎。“五六七八九”即中小企業貢獻了我國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因此，穩固提升中國制造競爭力的關鍵就在于中小企業。

這就需要我國政府部門在加大減稅降費政策力度基礎上，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引導中小企業走“專精特新”之路，尤其是幫助他們加大數字化轉型力度，從而吸引更多的資金、技術、人才流向中小企業，增強其國際競爭力。此外，也需要以符合世貿組織規則的方式加大出口信貸、出口信保等政策支持力度，幫助中小企業規避國際市場的各類風險。在疫情反復的情況下，還需要幫助中小企業解決用工荒、訂單流失、運費高漲、一箱（柜）難求等難題。

對于中小企業本身而言，不僅需要提升產品的含金量，加大產品的不可替代性，也需要樹立開放合作的理念與全球市場理念，借助數字化手段，主動融入到大型企業的生態當中，在提升自身的抗風險能力的同時，也加強了大型企業供應鏈的韌性。

總而言之，提升中小企業的競爭力，就是在提升參與國際價值鏈分工與競爭的能力。未來，隨著我國企業產業規模的不斷擴大、技術的不斷積累，外貿企業也將由單純輸出產品轉變為輸出工業體系，形成產品、服務、技術、數據、人才等因素的合力，將成為提升中國制造國際競爭力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