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柯銀斌（北京大學全球互聯互通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察哈爾學會創會秘書長）：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不斷深入，中國企業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企業的經貿往來越來越密切，但與之不匹配的是，不少專家調研后指出，中國企業還面臨著學習公共外交概念和如何做好公共外交的新課題，尤其是在海外投資目的地，如何與社會公益團體以及有影響力的非政府組織（NGO）交往，成為中企的難題。我們這期“經貿會客廳”邀請到中國扶貧基金會國際部主任伍鵬，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金柏松，美國馬薩諸塞大學洛厄爾分校創業與創新副教授孫黎，小億私董會創始人、董事長李小億，賽諾保險經紀（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長劉曉帆等嘉賓來探討這個問題。

美日韓企業善于

與非政府組織合作

劉曉帆：與非政府組織打交道是中企進行公共外交的重要內容。中企出海僅僅是近二十年來的事情，國外的思維、理念、文化及法律等都需要熟悉、了解。因此，中企與當地的非政府組織產生矛盾、誤解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密松水電站“走麥城”，基本上是環保問題沒有解決好。了解水電站建設項目常識的人都知道，水電站建設對環境的影響一定是有的，但是人類利用自然資源也是必不可少的，其中的矛盾需要妥善處理才好。因此，應對此類問題，中企可在項目地區舉辦有針對性的研討會，而不是回避問題。非政府組織中的許多人都是某領域的專業人士，他們愿意虛心聽取意見，也愿意共同探討解決方案，尤其是復雜的環境、用工等問題。對于這些，或許國外企業的做法能給我們提供一些參考經驗。

伍鵬：我分享一些韓國開展非政府組織國際項目的情況。2017年，韓國144家開展海外項目的非政府組織在海外項目投入4.79億美元，設立海外辦公室389個，從事海外項目員工5131人，動員長期和短期志愿者47984人。從這組數據可以看出，他們在海外的非政府組織是一股很強的力量，與韓國海外企業合作的空間非常大。韓國三星集團就有專門的三星夢想獎學金基金，專門資助韓國的非政府組織走出去。這么多韓國非政府組織和韓國志愿者在海外從事公益活動，這為韓國企業帶來的軟保護是非常有力的。

孫黎：我在美國看到的情況是，美國非政府組織因為其資源有限，所以非常愿意跟企業合作。日本在與美國簽訂廣場協定以后，為了消除美國各界對日本企業的敵意，日本企業大量地跟美國非政府組織合作，從而成功融入美國社會。

金柏松：日本商協會組織的種類盡管有很多，但其鮮明的特色是十分團結，都喜歡跟政府合作，而且日本政府十分注意傾聽商協會意見，相互配合非常好。所以，企業在日本國內外投資，產能、價格、具體的目標都有協調與控制，日本商協會是不會讓沒有前期投入的企業隨意進入海外某個具體市場的。這很值得中國企業借鑒。

海外中企尋求

非政府組織合作存在時點錯位

伍鵬：我很高興地看到，現在中企走出去遇到風險時，常提到與非政府組織合作，這是個很好的現象，但是我還想談一些中企與非政府組織合作的不成熟想法。例如，中國扶貧基金會走出去已經有10年了，當時中國擁有2萬多家走出去的企業，我們與企業開展海外公益合作的前景應該十分廣闊，但是到目前為止，合作成功的案例寥寥可數。其中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企業尋求合作的時點錯位，企業通常在遇到問題時才想到與中國在海外的各類社會公益組織以及非政府組織合作，對非政府組織所抱期望很高，往往超出非政府組織機構的使命和能力范圍，這樣的合作肯定不能成功。企業與非政府組織合作時不能簡單地把他們當成解決麻煩的工具。如果企業在投資前期就將與駐在國的非政府組織合作納入計劃，那么在后來應對社會風險時就會好得多。

企業與當地的、我國走出去的非政府組織密切合作，使得海外投資更好地融入當地社區，被當地民眾接納，實現共贏，需要做的第一步就是了解這些非政府組織，了解非政府組織的機構使命與自身投資造福當地社區的目標是否一致，然后再去談合作，否則就是隔著濾鏡看抖音，無法奔現。

李小億：我同意伍鵬先生的觀點。非政府組織是建立在物質富足社會基礎上的人們對全球的關注。如果想與非政府組織打交道，首先得了解這個組織的發展初心是什么，要解決什么問題，和我們企業的使命有沒有關聯，這是核心價值觀問題，了解了這些以后，才能探討下一步的合作。

柯銀斌：謝謝各位的發言。今后，我們仍然會就一些熱點經貿問題邀請專家、學者、企業家和記者朋友們參加“經貿會客廳”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