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14日晚，中德歐領導人共同舉行了一場視頻會晤。會晤的各方分別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歐盟輪值主席國德國總理默克爾、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2020年6月22日，習近平主席以視頻方式同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共同主持第22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雖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中歐在今年的線下峰會均改為線上進行，但考慮到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之下中歐領導人需要進行更加密切的交流，兩次線上峰會都非常有必要且十分及時。

從會議后官方通報來看，9月峰會雙邊取得了較多的成果。其中一個重大成果是雙方“確認中歐投資協定談判取得重大進展，重申年內完成談判的政治決心，為下階段談判提供戰略指引，共同釋放堅定信心和積極信號”。9月25日，傳來中歐雙邊投資協定第32輪談判“取得積極進展”的消息。一位從事外經貿研究的學者對本文作者表示：“（談判）到了這個階段，細節上都沒什么可談的了，現在需要的是政治決斷。”

中歐雙邊投資協定最早在2012年宣布啟動談判。本文作者在2015年走訪布魯塞爾期間即聽到傳聞稱將在該年度收尾期間達成協議。但過去幾年顯然談判處于膠著狀態。這期間出現了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以及中美貿易戰等事件，使全球經貿格局發生變化。其中中美的雙邊投資協定進入停滯狀態，美歐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TIP）也陷入僵局。美國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TP）。這是在2008年WTO多哈回合貿易談判最后一輪失敗后，世界投資和貿易格局的又一輪較大調整。在全球性貿易協定進展甚微的情況下，中歐雙邊投資協定能否最終達成，就成為全球投資貿易的一個風向標。

毫無疑問，隨著多哈回合的失敗和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全球跨境投資和自由貿易出現了碎片化的趨勢。區域性的自貿區協定談判在過去數年間在全球不斷增加。其中日本澳大利亞推進的全面和進步跨太平伙伴關系協定（CPTPP）、在美國主導下的美墨加協定（USMCA，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調整版）和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協定（AfCFTA）在地理范圍和人口總量上影響最大，其余多邊自貿協定還包括東盟自貿區、歐亞經濟聯盟、海灣合作委員會自貿區。在拉丁美洲還有太平洋聯盟等3個自貿協定。

而正在談判中的自貿區協定，最引人注目的則是同樣預計在今年年底達成協議的區域全面經濟合作伙伴關系（RCEP）以及談判已持續多年的中日韓自貿區協定。RCEP是東盟十國與中日韓澳新印等十六國組成的自貿區，但在去年底遭遇印度的退出。中日韓自貿區則因為日韓關系走低而陷入停滯。

在區域和多邊自貿協定談判起落變化之際，更多國家和經濟體開始尋求雙邊自貿區談判。目前表現最為突出的是英國、日本和歐盟三個經濟體。美國的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使上述三方意識到，需要實現風險分散的最好辦法是多邊與雙邊多管齊下，尋找更多可靠的貿易伙伴。英國在脫歐之后這一要求更加迫切。因此，它在與歐盟進行自貿談判的同時，還與日本達成了自貿協定，同時尋求加入CPTPP，不排除與中國簽署自貿協定。歐盟則與日本、新加坡和越南達成了自貿協定。

對于中國而言，與周邊國家或者經濟體達成自貿協定的需求日漸緊迫。一方面是美國在USMCA談判中塞入了“毒丸”條款，要求USMCA成員國任何一國與中國達成自貿協定都需要其余兩國的批準。這就意味著中國如果與墨西哥達成自貿協定必須獲得美國批準。隨著美國與其他國家達成更多的自貿協定，在這些協定中如果塞入了“毒丸”條款，將會形成一個美國主導的“經濟北約”，對于中國的國際貿易形勢將會非常不利。另一方面則是，在多個區域化貿易協定的影響下，將會形成“意大利面條碗”效應，各個談判之間疊床架屋，規章制度兼容性較差，增加了談判的復雜程度和隱性成本。對于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來說，牽一發而動全身，是非常不利的。

目前而言，雙邊或者多邊自貿談判中對于中國而言主要存在3個不利方面。首要問題是知識產權問題。這一問題在中國與發達國家的自貿談判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在TPP談判中，美國尤其強調它在醫療健康和互聯網以及數字技術上的知識產權保護，試圖延長知識產權保護期限以及增加其強制性。在中美貿易戰中，美國也大量通過知識產權壁壘制裁相關中國科技公司。但是中國在數字科技和應用方面也有較強的知識產權發言權，因此本身對知識產權保護也有越來越高的需求。知識產權問題并不構成中國融入全球投資和貿易體系的最重要障礙，但多邊談判中各個國家的發展程度不一、知識產權標準不同，使談判往往遭遇較大阻力，例如在RCEP談判上就存在類似問題。

其次的問題是國企和補貼問題。西方國家指責中國的國企與政府關系并不清晰，在市場競爭中容易獲得投融資便利、政策便利甚至是直接補貼，形成了競爭的不平等。中國國企改革近年來一直在進行之中。我國國企與西方國家同類企業存在的意義和肩負的責任并不一致，在政策和補貼方面不能一概而論。而且西方的政策紅利和補貼也往往引發不公平競爭的指責，例如美國多次指責歐盟對空客進行補貼，現在成為橫亙在歐美貿易當中的一大問題。國企及補貼問題將在很長一段時間繼續成為中國與他國自貿談判中的重點問題。

最后一個是勞工權利的問題。最近幾年新的自貿協定包含的勞工條款大比例上升。勞工權利主要關系到勞工福利、勞動仲裁和勞動保護等問題。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日漸成熟，以及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力資源減少，勞工權利進一步改善具有較大的可能性。

其余的自貿協定障礙還包括環保、關稅等領域。當下自貿協定談判正在朝著零關稅、零補貼和零壁壘的方向發展，我國在深度參與國際貿易之際，需要繼續降低準入門檻，擴大開放程度，迎接新一輪國際貿易的變局。

從戰略上看，中國在各種自貿談判中存在著有利的因素，主要表現在中國本身是一個超級消費市場，是世界上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和世界上第一大制造業國，也是全世界唯一一個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當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任何一個經濟體都不能無視這一市場的吸引力。但是如何將中國的優勢轉化成為戰術上的優勢，推動各種投資協定和自貿協定的談判，則還需要深入思考。

在自貿區的優先性上面而言，中國應該高度重視與周邊國家貿易一體化的程度。除了繼續推動與大國或經濟體的投資協定或者自貿協定外，還應該加速推進RCEP談判和文本的簽署，繼續推動中日韓自貿談判的深入。在雙邊談判中，與中國沒有自貿協定但有投資協定的，中國應該合作予以升級投資協定，以便構建合適的政策框架，為自貿協定奠定基礎。而在國內政策上，現有的21個自貿區承擔了相關政策試點，應該盡量將其經驗教訓進行總結，對經驗予以推廣和復制。

其次是對服務貿易領域的開放進行探索。我國在服務貿易領域處于逆差狀態。最近幾年國內的數字服務開始提升質量形成規模效應，應該通過快速的數字化轉型，實現我國在數字服務貿易領域的優勢，同時加快服貿領域的開放，實現充分的市場競爭，為中國深度融入國際服貿市場提供更多的嘗試和實踐。2019年北京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京交會）改名為中國國際服貿會，標志著決策者將服貿發展上升到戰略高度。

整體而言，中國在面臨新一輪國際貿易格局變動的情況下，從內到外都需要進行較大幅度的調整。數字經濟的發展為這場結構性的調整提供了催化劑，數字技術的不斷更新迭代，5G技術的應用，都將重塑全球貿易格局。目前，中國從被動性地適應WTO貿易規則，已經轉向以自身實力參與規則制訂。在這場格局重塑中，中國會做出改變，但也將會參與改變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