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已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共識，唯有對外開放、相互合作，方能在當今無法回避的全球一體化趨勢中取得共贏。但當前世界經濟波譎云詭，不穩定、不確定的風險因素時刻存在且風險系數大有增強之勢，因而建設高質量的貿易體系、增強進出口貿易體系的抗風險能力則成為我國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的不二選擇。

1.充分發揮我國互聯網經濟優勢，積極推進跨境電子商務發展。近來，我國互聯網經濟獲得了長足發展，國內電商市場競爭激烈，跨境電商發展也進入了快車道但仍有很大空間，缺乏具有競爭力的全球性電商企業。值得欣喜的是，互聯網基礎設施的更新升級和全球性物流網絡的建立完善，為我國跨境電商的全球化發展提供了基礎和保障。與此同時，黨中央和國務院對跨境電商發展予以積極的政策支持，將促進跨境電商視為帶動產業升級、打造新增長點的重要抓手，以釋放市場活力、牽引產業升級為核心思路，出臺跨境電商發展的鼓勵和支持措施。毋庸置疑，跨境電商發展越快，在我國進出口貿易中扮演的角色也會越來越重要。

2.加快進出口貿易平臺建設，增強國際市場影響力。良好的進出口貿易平臺是降低貿易成本、提供貿易效率、促進國內外交易的基礎和保障，擁有良好的平臺即意味著事半功倍的開始。自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致力于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先后舉辦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組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及成立絲路基金等平臺，我國進出口貿易搭建舞臺、提供新方案，應該說取得了斐然的成績，給世人帶來驚喜、給國人帶來實惠。但新時代，新征程，新使命。在新的歷史時期，積極打造新的貿易平臺、提升我國對外貿易的國際競爭力是應對當前我國所處國際貿易環境的組合工具之一。對內，應積極深化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總結經驗、拓展試驗范疇，逐漸建成我國各具特色的對外開放高地；對外，加快外貿轉型基地建設，完善國家級會展平臺，提升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能力。

3.重點構建對外開放新格局，提升我國經貿合作能力。開放帶來進步，以開放促改革、以開放促發展，因而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全面開放成為當下構建對外開放新格局、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重要舉措。為此，應在積極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基礎上，總結過往、提出新方案，拓展對外貿易、培育新型貿易模式和業態，促進對外貿易創新、促進國內外產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貿易、投融資、生產和服務網站，從而增強我國對外貿易能力。

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是進一步推進我國進出口貿易不斷發展的基本原則，因而立足國情，全面對接國際高標準市場規則體系成為我國進出口貿易高質量發展的必然。

1.不斷完善和實施公平競爭保護制度。公平競爭是市場得以有效運行的基礎，唯有公平競爭方能保障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實現自由貿易。這對于無論是外貿還是內貿來說皆然。然而，當前國際貿易環境并非公平合理，以強凌弱、弱肉強食，更有將經濟貿易政治化者大行其道，因而應在堅持對等、互利原則的基礎上完善和實施公平競爭保護制度。但國際貿易中的公平競爭保護制度并非僅局限于反壟斷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更包含負面清單、不可靠實體清單以及信用監管等在內能夠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的制度措施，唯有雙管齊下、綜合治理方能更加有效地維護進出口貿易的公平競爭秩序。

2.不斷完善和實施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和運用，知識經濟的底色和屬性越來越明顯；與此同時，知識經濟的發展改變了知識產權在經濟社會中的地位。知識產權日漸成為現代國際貿易的核心要素，企業也越來越主動地尋求知識產權的保護，與之相應的是，國際貿易糾紛或摩擦也越來越多地伴隨著知識產權爭端。自1984年起，美國更是不斷強調知識產權保護與美國產業全球競爭力之間具有關鍵聯系，因而動輒發起301調查、對他國進行貿易制裁成為常態。毫無疑問，知識產權意味著創新，是企業智慧成果的集中體現，對其予以保護理所當然。但知識產權保護和任何其他財產權利保護一樣應當有度，尤其是知識產權保護成為貿易談判的重要組成部分時更應審慎，即既不對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漠不關心，也不應過度保護、形成壟斷，其結果都是不利于創新和社會發展，因而應在市場化、法治化原則的基礎上完善和實施知識產權保護。

3.不斷完善和實施國家安全保護制度。我國致力于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已經形成全方位對外開放格局，但與之相伴的是各種國家安全問題日益凸顯、日趨復雜，由傳統的國防安全不斷拓展到政治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領域。就當前貿易環境和發展趨勢來看，互聯網、數據等領域的安全保護，理應受到特別重視。隨著計算機和互聯網技術的迅猛發展和廣泛應用，互聯網在帶來便捷、效率的同時也潛藏危機和風險，對國家安全造成潛在威脅或直接損害。數據也是如此，數據被視為信息時代的石油，不管何種貿易都離不開相關數據。而數據不僅關系到國家安全，也連接著個人安危，因而對其依法予以保護是必然也非常必要。我國已經通過的《網絡安全法》使得互聯網不再是法外之地，《數據安全法》也正處于起草制定過程中，重點關注在充分利用數據的同時如何保障數據安全。此外，新近出臺的《出口管制法》也是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的重要依據，在出口貿易中應當予以重視。

合理的規則體系能夠保護進出口貿易秩序、維護貿易雙方的權益，規則體系是靜態的，其本身并不能積極有效地作用于貿易活動和過程，而需要與之相應的保障機制予以保護和推進實施。

1.積極參與多邊貿易規則談判，推動構建更高水平的經貿規則。事實上，倡導積極參與多邊貿易規則談判并不是個新穎的建議或主張，尤其是在某些大國置別國利益于不顧并積極“退群”的情形下更顯得有點陳詞濫調，但現實是全球經濟治理不應因暫時的曲折、挫折而被按下暫停鍵。相反，我國應當迎難而上，適時展開或組織多元化的貿易規則談判，跟競爭對手談、跟貿易合作伙伴談，組織或參與區域性貿易規則談判以及可能的多邊貿易規則談判，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構建和維護全球互聯互通的貿易合作關系，在合作共贏中提出更多中國倡議、奉獻更多中國方案。

2.積極鼓勵企業開展合規指引工作，增強防范風險意識。在組織或參與國際貿易規則制定的同時，我們更應積極主動地遵守規則，成為規則的守護者。合規已成為現代企業治理中防范風險、降低損失的重要機制，通常是企業所采取的事先風險防范措施，合規風險管理的過程也是構建企業有效的內部控制機制的基礎和關鍵。國際貿易是個相對復雜的交易過程，不僅涉及約定的國際貿易規則適用和遵守問題，更可能涉及到交易相對方所在國的國內法問題，其中暗含著諸多風險和不確定性，因而合規就顯得至關重要，能夠通過合規事先掌握法律風險所在并采取相應的規避措施，做到合法經營、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3.積極構建貿易爭端解決機制，切實維護貿易各方合法權益。貿易的本質是利益交換，在此過程中將不可避免地產生貿易爭端，因而積極構建一套行之有效、能為各方所接受的貿易爭端解決機制至關重要。只有存在公正合理的貿易爭端解決機制，方能降低貿易成本、提高效率。目前，國際貿易爭端解決機制主要分為三種類型：一是雙邊協議機制，即貿易糾紛雙方的政府或企業通過談判來解決爭端和矛盾；二是區域性協議機制，即貿易糾紛各方通過所在的同一區域組織及其相關爭端解決機制來化解矛盾、解決沖突；三是多邊貿易爭端解決機制，最典型的就是世界貿易組織（WTO）解決機制，即WTO成員國都需要遵循WTO規則，也當然包括其貿易爭端解決機制。但實際上，商事仲裁通常是國際貿易糾紛解決的常用機制，我國《仲裁法》對此也作了相應的吸收和回應，盡管隨著時間的推移《仲裁法》亟待修改。當然，超出現行法規定的范疇，我國應積極倡導依法設立相應的爭端解決機構，將貿易爭端或糾紛納入健全的法律框架內予以解決，通過法律權威來保障貿易爭端解決具有法律權威和相應的法律效應，從而提高國際貿易爭端處理的效率和質量。

由上可見，進出口貿易是現代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交易過程或活動，源自于交易各方的比較優勢，可以調節貿易雙方各自的生產要素最優化配置和使用效率，改善國際市場上的供求關系，調整經濟結構以及增加外匯收入等，但因其背后隱藏著不同的利益取向而時常誘發各種貿易風險或紛爭。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最近在致國際商事爭端預防與解決組織成立大會賀信中指出，“規則和法治是貿易投資主體應對不確定性和風險挑戰的‘防護網’，也是妥善化解商事爭端的‘公平秤’。”依規則和法治來保障國際貿易，既是國際慣例，也是我國國際貿易發展亟待完善之處。我國應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為契機，全面推進營商環境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繼續擴大對外開放，在開放中促進改革、在貿易中取得共贏。在看到國際貿易產生積極效應的同時，也要看到貿易背后始終潛藏著利益爭端或矛盾糾紛，這就需要一方面未雨綢繆做好合規，以防范風險、盡量降低損失；另一方面，應建立相應的糾紛解決機制，在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基礎上化解矛盾、消除糾紛。唯有此，通過構建全面而系統的貿易規則體系，方能促進貿易發展、保護貿易各方利益，從而實現互惠共贏的貿易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