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中國主流媒體與西方主流媒體對“一帶一路”大型項目的認知并不相同。下面以蒙內鐵路作為案例來說明。

肯尼亞蒙內鐵路是肯尼亞建成的第一條標準軌鐵路?？夏醽喺蛑袊y行融資，由中國企業承建，是肯尼亞最大的基礎設施項目，也是“一帶一路”在非洲的標志性項目。項目的前兩段鐵路已經建設完成，開始運營，第三段仍在建設中。造價約38億美元的、連結蒙巴薩和首都內羅畢的標準軌鐵路已于2017年5月開通；造價約15億美元的內羅畢—奈瓦沙標準軌鐵路也于2019年8月開通。已開通的兩期項目合同額總計53億美元。中國企業承擔了鐵路的建設和運營，鐵路所有權在肯尼亞政府手中。

中國媒體對蒙內鐵路的報道是正面的：蒙內鐵路是“一帶一路”倡議在非洲的旗艦項目，是中非友誼的新象征，被親切地稱為“世紀工程”；鐵路建設過程中為保護當地生態環境，設高架橋通過野生動物保護區；鐵路顯著促進了鐵路沿線的經濟發展，可在東非形成鐵路網進而促進整個區域的社會經濟發展；項目上員工本地化率超80%，積極培訓當地員工，包括火車司機在內的高級崗位有當地女性身影；中國公司本地化運營，贏得民心；新冠病毒肆虐之際，鐵路建設方采取有效措施預防疾病傳播，把員工健康放在第一位。

但是，近日有關“一帶一路”明星項目的一條新聞，在國際工程承包從業者和中國海外投資研究者中掀起軒然大波。2020年6月19日，肯尼亞上訴法院裁定：肯尼亞鐵路公司（代表肯尼亞政府）作為項目業主，從中國融資、中資企業承建的標準軌鐵路項目的招投標行為違法。該案件由歐吉亞·歐姆塔（Okiya Omtatah）和肯尼亞法律協會發起，起訴方控訴項目業主未進行公開招標，項目未進行盡職調查，沒有獨立的可行性研究和設計。案件至此尚無最終定論，而當事人卻發布推文稱，上訴法院裁定標準軌項目合同違法。這一混淆“招標流程”和“合同”合法性的說法，頗有事先張揚判決結果的意思?？夏醽啴數氐摹睹褡鍒蟆返葓蠹埖膱蟮酪泊嬖陬愃频耐祿Q概念，這給標準軌鐵路和“一帶一路”項目的觀察者帶來很大困擾。事實上，起訴方對蒙內鐵路的詬病由來已久。此次上訴的原告于2014年蒙內鐵路剛開工之際就向肯尼亞高等法院起訴，稱肯尼亞鐵路公司的標準軌項目涉嫌違法。當時肯尼亞高等法院法官駁回上訴，標準軌鐵路項目未受阻礙而繼續進行。而6年后，肯尼亞最大基礎設施項目基本完工之際，上訴法院反轉高等法院裁定，帶有很強的政治暗示性。

雖然案件的最終結果取決于案件是否會上訴至最高法院，但當前判決確實引發了很大波瀾。案件中值得探討的點很多，例如項目招標流程是否合理，中企駐肯尼亞分公司是否應該應訴，項目于合同本身是否合法，項目合同不合法是否意味著肯方可以拖欠或不償還與標準軌鐵路有關的貸款等等。此案可視為肯尼亞三權分立體系下司法對行政的制衡，但國內的政治因素實際上在蒙內鐵路建設過程中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此次風波只是蒙內鐵路面臨的質疑和指責中極小一部分。此前來自當地媒體的指責包括肯尼亞將用全國第一大港蒙巴薩港抵債，使肯尼亞政府深陷“債務陷阱”；中資企業培訓勞工過程中體罰當地人，在就餐時對中方和肯方員工區別對待；鐵路穿過野生動物保護區，危害生態壞境，導致18頭大象死于車禍；鐵路在拆遷移民過程中征地補償不合理，危害當地人權益。通過筆者在當地的核實，這些指責中少數確有事實依據，但絕大部分是基于合同文本、影像資料等證據的斷章取義，經過當地媒體和社交網絡的擴音效應，被構建為有關蒙內鐵路的“基本事實”。

比較中國與當地媒體對蒙內鐵路的報道，研究者有時也深感真偽難辨，無所適從。如上所述，當地和西方媒體有關蒙內鐵路的討論負面新聞居多。面對同一項目，為何中國與當地媒體的解讀如此迥異？這樣的認知分歧又是如何形成的？

人們對蒙內鐵路項目認知上的分歧，是“一帶一路”倡議在世界范圍內推進時面臨的“認知逆差”的縮影。從中國官方對“一帶一路”倡議的目標和具體項目的實施來看，項目解決了發展中國家基礎設設施嚴重短缺的問題，為其提供發展亟需的資金，增強互聯互通和貿易投資，有助于合作伙伴國的長遠經濟發展。盡管“一帶一路”倡議采用了需求導向的合作模式，但相關項目在當地受到質疑和詬病也是不爭的事實。

前文所述的挑戰主要集中于項目微觀層面。而在宏觀層面，對“一帶一路”倡議這一整體的詬病和質疑也不絕于耳。筆者參與的美國蘭德公司近期的一項研究顯示，關于“一帶一路”的普遍批評集中于以下幾點：第一，債務陷阱，認為“一帶一路”倡議把合作伙伴國的債務提高到難以承受的水平；第二，經濟依賴，并增加合作伙伴國對中國的貿易，可能降低其全球貿易潛力；第三，中國中心，認為“一帶一路”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工具，項目由中國公司承接，旨在形成以中國為中心的基礎設施網絡，達到中國在世界范圍內的戰略布局；第四，成本高昂，“一帶一路”項目融資成本高、運營收益低，項目缺乏經濟性，可能面臨破產，是大而無用的“白象工程”；第五，不可持續，項目對可持續發展關注不足，尤其對勞工、環境和衛生保健等領域著力不夠；第六，忽視合規，“一帶一路”資金一定程度上延續、滋長了腐敗行為，并忽略了有關項目對項目治理和公共利益法規、標準的遵守。初步證據表明，對“一帶一路”的許多擔憂被夸大了。

“一帶一路”倡議及項目緣何“招黑”？對“一帶一路”的認知逆差究竟是如何形成的？筆者看來，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一帶一路”項目規模巨大，項目對經濟、社會、環境等多方面產生的外部性在各國容易引發強烈關注，并觸及當地核心政治利益，引發政治團體通過輿論對“一帶一路”項目的實施進行阻撓。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研究顯示，“一帶一路”項目的總投資額介于1—8萬億美元之間，項目平均規模也顯著大于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援助的項目。在許多國家，“一帶一路”項目都是“世紀工程”或當地最大基礎設施項目，例如中巴經濟走廊將巴基斯坦的總電力容量增長了60%，蒙內鐵路是肯尼亞百年來修建的第一條鐵路。這些巨型項目不同于小型發展援助項目，其影響不止于項目所在的社區和城市，而有著極強的外部性，對一個國家的經濟結構、政治生態、社會文化、生態環境都有著深遠影響。當體量巨大的“一帶一路”項目觸動當地政治天平時，也自不可避免會遭到有關政治團體的反對。在中巴經濟走廊建設中，東西線之爭實際上是政治勢力之爭；肯尼亞蒙內鐵路項目中，蒙巴薩—內羅畢段的清關條款將原本在港口城市蒙巴薩清關的貨物改為在首都內羅畢清關，而前者是反對黨重鎮。蒙內鐵路削弱了反對黨力量，在議會遭到反對黨的激烈反對。

筆者參與的團隊研究也顯示，對“一帶一路”的批評通常并不質疑對各國基礎設施的需求本身，而是提出了有關項目選擇標準、項目的更廣泛影響和后果（即外部性）的問題，例如對貿易依存度和國家安全的不利影響。

第二，很多觀察者把對中國崛起帶來的威脅的認知投射到了對“一帶一路”的解讀上，創造出一系列具有煽動性的比喻與術語，通過媒體、學界和非政府組織間的呼應，構建對“一帶一路”的負面認知。

在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語境下，對“一帶一路”的負面聲音逐漸增多。例如，美國主要智庫對華戰略的辯論日益凸顯“大國競爭”導向。從經濟角度，認為中國通過“一帶一路”進一步強化中國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核心作用，形成以中國為中心的經濟圈，認為“一帶一路”表明中國在全球范圍內推行“掠奪性經濟”，通過制造“債務陷阱”損害他國主權利益。從地緣戰略角度，中國通過提供基礎設施項目貸款，博得“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好感，增強中國軟實力，輸出自己的發展模式，與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形成的西方主導的模式進行抗衡。從軍事安全角度，中國以經濟合作為先導推進與相關國家的政治、安全領域合作，通過“一帶一路”項目占據全球咽喉要道，通過“數字絲綢之路”使中國通訊企業承接發展中國家項目，輸出中國式信息監控系統。

“一帶一路”提出后的幾年里，不少術語和概念被創造出來，最有名的是“債務陷阱”“白象工程”，最近出現的是有中國特色的“戰略性腐敗”。盡管學界和項目實踐者對這些概念進行了有力的駁斥，但這并沒有阻擋這些概念成為媒體的寵兒，成為在論述和概括“一帶一路”倡議及具體項目時經常出現的描述。實際上，對“一帶一路”的評價并沒有脫離“中國威脅論”的話語體系，從中國“新殖民主義”，到中國在非洲農業投資的“圈地運動”，再到“一帶一路”力圖構建的“歐亞大陸”，無非是將中國威脅的認知進一步泛化的過程。這類“報道”和“描述”經過媒體的不斷強化，一定程度上掩蓋了中國在海外投資、建設基礎設施的真實證據，成為不少西方和當地讀者眼中不容置喙的事實，以及當地項目攸關方參與博弈的籌碼。

第三，“一帶一路”倡議項目資料透明度不足也增加了觀察者對倡議和項目目的的猜測，為負面認知提供了土壤。目前困擾海外“一帶一路”研究者的最大問題在于項目數據難以獲得。中國官方并未明確定義“一帶一路”項目，也沒有統一收集、展示項目基本信息的平臺，更不公開項目合同內容。導致研究者只能借助海外中國研究相關機構（例如美國企業研究所中國投資追蹤、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關系學院中國—非洲倡議、威廉·瑪麗大學AidData等）的統計進行推算，再結合媒體報道、各國政府統計數據等二手信息做研究，易產生碎片化的研究結果，也會受到鋪天蓋地的有關“一帶一路”負面報道的左右。

有關“一帶一路”的認知逆差，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中國與其他國家決策體制中信息披露需求和方式的不同。蒙內鐵路作為中國在非洲的標志性項目和“一帶一路”旗艦項目，其面臨的困境所反映出的認知逆差，極有可能在其他非洲國家和“一帶一路”沿線項目中重演，進而影響到整個倡議的進一步推進。

如何縮小認知逆差？從根本上講，認知逆差的形成，是中國在這一時期面對的大國博弈、文化沖突和話語體系之爭的集中體現，縮小逆差不可一蹴而就。認知逆差形成原因中，對中方來講存在可控和不可控因素。項目背后復雜的政治勢力影響在短期內難以改變，屬不可控因素。針對可控因素，筆者有四點建議。

首先，增進“一帶一路”對話，拓寬交流渠道。目前，“一帶一路”倡議已通過高峰論壇等方式與各國政府達成合作，并逐漸推廣共識。但“一帶一路”項目涉及的利益攸關方多，利益沖突點多，僅通過官方渠道難以達成合作。應通過二軌外交等形式，增進半官方、非官方的“一帶一路”交流，并加強與當地商會、研究機構、智庫的交流合作，了解當地對“一帶一路”倡議和項目的真實看法，推進在實踐和研究領域的合作。

第二，建立客觀公正的“一帶一路”項目評估體系。目前，針對“一帶一路”尚無與國際對標的評估體系；同時，由于項目體量巨大，史無前例，很難直接用適用于小型發展項目的項目評估框架去衡量“一帶一路”項目各領域的深遠影響。對“一帶一路”項目影響評估的缺失，導致觀察者很難客觀評價相關項目。在國際發展領域，已有較為成熟的項目影響力評估方法論，各國際組織也有不斷與時俱進的項目評估體系，如聯合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和世界銀行的社會環境框架等。中國政府應加強與研究機構、國際組織在項目評估領域的深度合作，加強“一帶一路”項目與可持續發展目標內在聯系，考察國際公認的評價體系和標準是否適用于“一帶一路”項目，并在此基礎上形成適用于“一帶一路”項目且受到國際認可的評估體系。

第三，增加“一帶一路”相關數據的透明度。中國官方應明確“一帶一路”項目在類別、投資額、合作模式等多方面的定義，在官方網站提供“一帶一路”項目基本信息，并定期更新。在項目評估領域，可增強與國際組織項目數據庫和項目所在國統計部門的合作，規范統計數據收集流程及口徑，促進項目國際橫向比較，用數據證實“一帶一路”帶來的效益和影響，彌合認知鴻溝。

第四，增強信息傳播能力和手段。進一步提升有效傳播的能力，鼓勵以多元化傳播手段和當地人民喜聞樂見的形式推廣“一帶一路”倡議的內涵和外延。目前中國官方媒體在多元化國際傳播方面有所改進，讓媒體和個人更加自發地參與“一帶一路”信息輸出，對于當地民眾來說接受程度更高。電視劇《媳婦的美好時代》在非洲的流行、綜藝節目《青春有你》在東南亞的推廣，以及李子柒等博主在Youtube視頻平臺上受到的贊揚，都是鮮活的案例。應積極培養能在跨文化、跨語言背景下講中國故事的人才，向國際社會提供關于中國的一手信息和資料，減少間接渠道可能造成的誤讀。減少政府孤軍奮戰，增加民間對“一帶一路”和中國的客觀認知，是實現“民心相通”目標的關鍵一步。

（作者系美國帕蒂·蘭德研究生院公共政策分析專業博士候選人，曾任中國社科院藍迪智庫外事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