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盟在不到三年的時間內“趕歐超美”。（資料來源：Wind，京東數字科技）

  中美貿易摩擦曾經促使大量中國貨物“繞道”越南出口美國

2018年貿易摩擦爆發以來，美國先后對華加征四批關稅，中國予以反擊，雙方關稅壁壘不斷升高。

相比之下，以越南為代表的東盟國家仍享有美國貿易最惠國的低關稅待遇，同時海關監管較為寬松，推動東盟轉口貿易快速上升。

越南等國進口商從中國進口半成品或制成品，稍經加工或不經加工，附上越南原產地證明，再出口至美國。

越南對美出口和自華進口2018年下半年分別增加39億美元和36億美元，2019年上半年分別增加54億美元和58億美元，數量上高度接近，并且遠超越南對其他貿易伙伴的進出口變化。

在此之前，二者變化并未像這樣高度同步過。

 2019年上半年越南自華進口和對美出口同時飆升。（資料來源：CEIC，京東數字科技）

  越南原產地監管加強導致轉口貿易大幅收縮

因轉口貿易導致越南對美國貿易順差劇增，2019年5月美國財政部將越南列入匯率操縱國觀察名單，特朗普也曾專門指責施壓。

在美國壓力下，2019年下半年越南官方加大原產地監管，當年10月越南海關查獲約43億美元從中國出口、到越南中轉、最終銷往美國的鋁制半成品。這背后是因為美國對越南出口鋁制品僅適用15%的關稅，遠低于對中國適用的374%。

嚴監管下轉口貿易大幅收縮，2019年下半年越南對美出口增量79億美元，自華進口增量46億美元，二者差距拉大。到2020年上半年，越南自華進口較上一年同期更是下降7億美元，對美出口則增加40億美元，二者基本脫鉤。

轉口貿易引起的異常波動已經消失。（來源：CEIC，京東數字科技）

  東盟未來發展自華轉口貿易的可能性極低

東盟其他國家2019年的進出口數據顯示，只有柬埔寨出現過類似越南的轉口貿易特征，但柬埔寨占東盟整體出口僅有1%，份額可以忽略不計。

東盟其他較大的經濟體，如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均沒有參與上述轉口貿易的跡象，且這些國家均已表態加強對轉口貿易的監查。

  成本上升和中美貿易戰加速中資企業布局東南亞

2017年之前，中國人力等要素成本上升以及環保監管趨嚴，促使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鏈外遷。2017年后，中美經貿摩擦層層加碼，為避免美國高額關稅和分散產業鏈風險，外遷進一步加速。

其中，越南、印尼、菲律賓、柬埔寨除擁有東盟成員享受的低關稅外（越南還與歐盟單獨簽署了自貿協定），還具有勞動力資源豐富、成本低廉、為外商投資提供稅收優惠等優勢，對中資企業生產外遷具有很強吸引力。

相應的是，中國在美國進口箱包中的份額從貿易戰前2017年的63%下降到2019年的42%，同期東盟的份額則從20%上升到33%。

美國進口中，東盟正在替代中國的份額。（資料來源：USITC，京東數字科技）

  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顯著上升

與中資企業加速布局東南亞相適應的是，2019年中國（含香港，下同）對越南投資的注冊資本達到51.9億美元，同比增長121%；對印尼投資達到85.6億美元，同比增長95%；對菲律賓投資達到17.32億美元，同比增長74%；對柬埔寨投資2017年已經開始高速上升，2019年達到22.4億美元。

越南、印尼、菲律賓、柬埔寨自華FDI流入顯著上升。（來源：CEIC，京東數字科技）

  東盟國家自華機械設備和中間品進口大幅增長

東南亞國家大部分工業基礎和配套薄弱，外商投資帶動廠房建造和機器采購上升，對機械設備的進口需求大增。

2018、2019年，印尼、越南、菲律賓和柬埔寨自中國機械進口大幅上升，印尼、越南已經超過傳統機械進口大國新加坡、泰國和馬來西亞，成為中國機械出口在東盟的前兩大目的地。

越南、印尼、菲律賓、柬埔寨自華機械進口大幅上升。（資料來源：UN Comtrade，京東數字科技）

同時，東盟國家自華中間品進口需求也顯著上升。以紡織服裝產業為例，2019年越南對華出口41億美元，其中57%是棉花等天然纖維，31%是服裝；自華進口115億美元，主要集中在化纖、服裝面料、紡織機械。

中越紡織貿易體現在兩國產業鏈分工關系。（資料來源：UN Comtrade，京東數字科技）

從產業鏈角度看，越南向中國出口棉花等初級產品，從中國進口技術密集的化纖、面料和資本密集的紡織機械，再將勞動密集的服裝出口給中國和其他國家。

  中國產業鏈外遷與日、韓、臺的歷史非常相似

日本1970年代、韓國1980年代和中國臺灣地區1990年代先后開始出現產業鏈外遷，外遷過程伴隨著對外直接投資和產業承接國大量進口機械和中間品。這些也正是中國—東盟貿易快速發展背后的情形。

結構上看，外遷發生在失去比較優勢（尤其是勞動力成本優勢）的產業或產業環節，這通常包括服裝、鞋類等制造業以及電子產品的最終裝配環節。

例如，以2001年為基準，到2018年中國臺灣地區產值下降最多的行業是成衣、皮革、計算機和電子產品，生產主要遷往中國大陸。目前中國對東南亞的產業鏈外遷也集中在這些行業。

臺灣產業外遷行業產值較2001年明顯下降。（資料來源：Wind，京東數字科技）

  發達經濟體疫后引導產業回流，加大中國產業鏈外遷壓力

與日、韓、臺當時企業為主導的產業鏈外遷有所不同的是，當前中國還面臨發達經濟體產業回流的政治壓力。

新冠疫情暴露出全球產業鏈過長引發的脆弱性，發達經濟體將生產回遷或轉移至鄰國的政策導向與日俱增。

例如，近期生效的《美墨加協定》提高了對汽車等商品的原產地成分要求，實際上鼓勵將大部分生產限定在北美三國；

日本在經濟刺激方案中撥出22億美元補貼制造商將生產基地從中國遷往東南亞或日本，第一批遷回日本共57家企業，主要集中在與防疫相關的紡織、醫療機械和醫藥行業；

歐盟在政策和輿論上鼓勵產業回遷，在與越南簽署的自貿協定中規定了較高的原產地比例要求，也隱含將產業鏈多元化的考慮。

日本首批回遷企業集中在醫藥、醫用機械和紡織行業。（資料來源：UN Comtrade，京東數字科技）

  中國制造業比重已持續下降，“產業空心化”風險不應忽視

制造業附加值占中國GDP的比重從2007年的高點32.9%下降至2019年的27.2%，2019年更是加速滑坡，必須引起重視。

日、韓、臺經驗表明，如果結構調整得當，產業鏈外遷不必然導致制造業空心化。但如果像美國、巴西那樣產業過快流出、經濟脫實向虛，則制造業空心化的種種后果需要警惕。

例如美國生產率停滯不前，就業質量下降，貧富差距擴大；巴西則經濟快速服務業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淪為大宗商品出口國。

美國、巴西制造業空心化明顯。（資料來源：UN Comtrade，京東數字科技）

中資企業投資布局東南亞，帶動了中國—東盟貿易的快速增長，但背后產業鏈外遷的風險不容忽視。

產業鏈外遷通常意味著企業搬離、就業流失、稅收下降，特別是在疫情已經對中國經濟造成嚴重沖擊的情況下，以服裝為代表的比較優勢弱、規模以下企業眾多的行業可能進一步受到破壞，被動加速產業轉移，由此引發的居民收入下降和農民工失業風險需要積極應對。

更長期地看，如果中國陷入產業空心化，則可能面臨經濟活力下滑，收入增長停滯，失去國際競爭力。

應對產業鏈外遷風險，應通過加快產業轉型升級、推動中西部內部承接產業轉移、改善營商環境、提高對外商投資的吸引力入手。

一是借鑒韓、日、臺經驗教訓，大力加強基礎研究和研發支持，發展高技術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鼓勵產業數字化轉型，促進中國產業向高附加值升級，擁有自己的“護城河”。

二是鼓勵和引導有條件的企業留在國內，讓中西部地區梯隊承接，而非一味外遷，避免大量對外投資對國內制造業形成抑制。

三是繼續改善營商環境，提升對外商投資的吸引力，以更積極的開放和更優越的配套，對抗發達經濟體引導產業鏈回流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