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美國總統特朗普曾說美國要擺脫對中國產業鏈的依賴，并且擺脫中國“能省5000億”。雖然在跨國企業面臨收入萎縮，現金流承壓的危機之下，這句話大多被當做笑談，但如果全球產業鏈真要隔離中國，可能要面臨幾個問題：

誰來規劃領導？誰來代替中國？誰來承擔代價？

首先產業鏈追尋經濟規律轉移，不以總統個人意志而轉移。中國近年來隨著收入上升，經商成本上漲，美國加征關稅等因素，已經出現部分生產線轉移到東南亞的趨勢。例如三星關停天津、惠州等地工廠，并隨后加大對越南的投資，包括今年新增2.2億美元承諾投建越南研發中心。

關稅是外國政府領導產業鏈轉移的一種有效手段。比如美國宣布對華關稅后，一些中小型產業鏈在東南亞找到了替代。去年包括夏普、理光、京瓷等多家日本企業也因加征關稅而將銷美打印機生產線遷至越南、泰國等地。但這帶來的另一個問題是，關稅政策的成本究竟是誰在承擔？

政治口號領導產業鏈轉移就有點不切實際，例如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連同美國國務院新任經濟安全策略師曾多次呼吁，將產業鏈分散到美國意識形態盟友國家中。但美國國務院對制定和落實貿易政策并沒有實際權力。

當然，受到疫情的沖擊，多個經濟體都開始認真思考“中國+1”的方針，擺脫關鍵產品對單一國家的依賴。日本曾推出2200億日元和235億日元計劃，分別鼓勵企業回國生產或去其他國家生產。現實卻是日本近三年來對華FDI不斷增長，同樣增加投資的還有韓國。目前對華FDI占日本全部FDI 的10%，中國臺灣地區面向內地的投資也占到38%。上述激勵措施可能鼓勵企業在中國外尋找備用產地，但這也不是將產業鏈從中國剝離。

同時企業面臨著誰能完全替代中國的問題，高質量工人的數量，供應商網絡的深度，政府產業政策成熟度和基礎設施質量形成了中國特有的優勢。而中國本身也是一個巨大的市場，產業鏈剝離中國之后，企業要從東南亞生產然后再出口到中國嗎？